盗版教辅读物的屡查不绝，不仅仅是盗版者在暴利诱惑之下的疯狂。在其背后，还有一些教育界从业人员因为利益驱动对“盗版”的迎合和帮助。在此前提下，单一的执法人员的打击已经显得力不从心。

　　“从全国盗版教辅流通的链条而言，兰州不仅是个中转站，也是受害者。”

　　9月11日晚，兰州市文化稽查队接到线索称：一批盗版教辅将通过兰州某货运市场流入省内部分市、州，接货人不明。为防止盗版教辅流入市场，稽查人员火速出击，趁着夜色成功将这批盗版教辅拦截。

　　“这算是近年来查获的较大的盗版教辅案件！”兰州市文化稽查队工作人员邹岩军说。即使在普通人看来，3万余册、码洋价值高达100多万的盗版教辅也足以“震撼神经”。

　　类似的震撼不在少数。1999年至今，兰州市文化稽查队查缴的各类非法出版物达1000余万册(张/盘)，其中各类非法盗版书刊及教辅材料640多万册。让邹岩军记忆犹新的，无疑是那些震撼人心的大案、要案。

　　2005年8月，兰州市文化稽查队成功捣毁了薛某设在兰州市城关区某民宅内的盗版教辅藏匿窝点，查缴各类盗版教辅47个品种，4万余册，涉案码洋达28万余元。2006年1月12日，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一审以薛某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罚金2000元。薛不服，提出上诉。同年3月17日，城关区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是我省人民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处的首例经营盗版教辅图书案。

　　“这些案件当时在全国都有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对不法分子起到了震慑作用，但在如此的高压严打下，盗版教辅并没有绝迹，而是采取了更为隐蔽的手段。”邹岩军的同事杜晓骞说。

　　“兰州地处西北交通枢纽中心，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大大小小的货运市场成了盗版教辅乃至其他盗版物的倾销、集散地。”邹岩军称，近年来，兰州的盗版教辅绝大部分来自省外，其流通主要靠货运渠道，但现实的情况是，整个货运渠道对于盗版物的监管几乎空白。

　　东岗某货运市场一家货运部的老板告诉记者，目前，国内货运市场在托运中普遍采取配货的方式，即多个货运部根据自己的业务单，按地区将货物集中，然后由一家货运部负责运送。一般情况下，托运者将货物按协议委托给货运部，终端托运部在交货时负责从收货人处收取货款及运费，然后将货款返还给发货人。

　　“没有谁规定货运部不能托运图书，我们搞不清楚哪些图书是盗版的，货物几经周转，我们甚至不知道发货人是谁。”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板直言不讳地揭示了货运渠道缺失监控的空白点，他说为了揽单，货运部不可能去验客户的货，“只要不是毒品就行”。

　　几年前，省上有关部门曾发文要求图书运输必须由专门的货运部负责，以便管理，但受利益驱使，在货运部门的“潜规则”下，这一文件并没有贯彻下去。

　　9月18日，邹岩军、杜晓骞二人仍在整理“9·11”盗版教辅案件的相关资料，企图从中搜寻出一点线索。

　　“如果不接货，收货人没有任何损失，因此，很多时候，狡猾的不法分子听到风声后放弃取货，致使案件调查陷入僵局。”对于“9·11”案，邹、杜二人不甘心，但也无奈：“调查仍在继续，货主一直没有出现。”

　　邹岩军说：“从全国盗版教辅流通的链条而言，兰州主要是个中转站，但同时也是受害者。这些年，我们打击盗版只能采取堵截的方式，而不能从根本上打掉源头，国内大部分地方货运渠道的管理都不规范，因此仅靠规范兰州货运市场根本无法有效抵制盗版物。”

　　“盗版教辅背后有一条隐蔽的灰色链条，而学生则是这个链条上的终端环节。”

　　无疑，学校和学生是这些盗版教辅读物的消化者。也许，一句“不知情”的搪塞难以掩饰已经形成的事实，但从另一个侧面却表明许多耐人寻味的东西。

　　今年4月初，永登县部分学生家长向甘肃教育出版社反映称，该出版社出版的《中考集训》在永登出现了两个版本的价格，校外的书店一套卖70多元，而学校统一让学生购买的《中考集训》的价格是80多元。

　　“当时一听这情况，我就怀疑学校卖给学生的教辅可能是盗版，因为我们出版的《中考集训》的价格每套是70多元。”甘肃教育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王光辉说。

　　兰州市文化稽查队闻讯查处，永登县城关初级中学给初三学生卖出的600多套《中考集训》全是盗版。而这些盗版教辅竟是永登县教育局一位工作人员给该校推荐的。当时参与采访的媒体记者这样报道：“盗版教辅的尺寸比正版的小一轮，封面的色彩明显发暗，字迹不太清楚。”

　　事发后，永登县有关部门做出反应，责令学校收回盗版教辅，清退书款，“并对学校负责人进行了通报批评，推荐盗版的教育局工作人员被停职检查。”而在此后永登县开展的清查盗版教辅行动中，有关方面又收回了2000余册盗版教辅材料。

　　“如果不是价格上出现问题，这批盗版教辅很可能发现不了。”王光辉说。

　　“盗版教辅背后有一条隐蔽的灰色链条，而学生则是这个链条上的终端环节。”邹岩军称，不法分子炮制出盗版教辅材料后，一般会转卖给中间商，中间商则通过各种手段，将盗版教辅卖到学校，最后装入学生的书包。

　　事实上，永登的盗版教辅案并非个例。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嘉峪关、白银、临夏等地曾发生过学生使用盗版教辅的事件。

　　“在整个盗版教辅流程的链条上，教育行政部门人员、学校领导甚至老师都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邹岩军说，无论之前的流程多复杂，最终都要通过“教育”这个环节“消化”。

　　采访中，记者就此话题试图采访兰州市内的几家学校，但均因话题“敏感”未果。这些学校称，该校的教辅均由资料室工作人员根据教育部门的要求从正规的新华书店购进，不存在盗版之说。

　　一位小学老师告诉记者，2005年秋季，该校的一位数学老师曾私自给班上的学生订购了一种辅导材料，结果被学生家长举报到教育部门。最后，学校要求那位老师把书全收回，然后把学生的钱退了。

　　“是不是盗版学校当时没说，但在这件事上，老师牟利的可能性不大，两个班的学生不到100人，10多元一本的教辅，总金额才1000多，要说赚钱，他能赚多少？”这位老师说，“如果学校内出现了盗版教辅，我敢说，普通的老师、班主任只是个执行者，牟利的可能性不大，关键的问题出到了学校领导乃至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身上。因为，一批盗版教辅往往涉及到几个班，甚至几个学校，一般的老师没有这个能力。”

　　记者对兰州市不同区域学生现使用的教辅调查后发现，各学校使用的教辅并不相同。这些教辅所标示的出版单位多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以及省内的一些正规出版社，从纸张及排版格式等方面来看，似乎也发现不了什么问题。

　　“如今，盗版的手段很高，从内容上看，与正版完全一样，他们使用的纸张甚至比正版还要好，有时，连我们出版社也难辨真伪，只能请印刷厂出面鉴别。”甘肃教育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王光辉说。

　　“辅导材料都是学校发的，应该没什么问题，即使老师发了盗版书，哪个同学敢站出来说？”学生们的回答如出一辙，但一些学生也怀疑以前用过的一些教辅材料可能是盗版，理由是“这些书的纸张太脆，稍不小心就破了”。

　　“相对而言，最近几年来兰州市的情况稍好一点，而省内很多市、州、县的学校却成了盗版教辅的倾销地。”邹岩军说，从他们近年来查获的案件来看，大多数盗版教辅流向兰州市外的市、县，一部分甚至辐射到了青海、宁夏等地。

　　“巨大的利润空间，是盗版教辅的灰色链条难以斩断的根本原因。”

　　2001年，甘肃教育出版社研发了一套名为《中考通》的教辅，很受学生欢迎。2005年之前，这套教辅每年的发行量一直保持在8万份以上，但2005年春节开学后，盗版的《中考通》就悄然入市，当年正版的销量一下子锐减到2万多份，至今难创新高。

　　“从起初的研发开始，我们的投入就没有停止，研发费用、作者的稿费、版税、印刷及发行费用等，而盗版者则是‘拿来主义’，只有印刷和流通的成本，如果他们再把书价标得低一点，我们正版教辅的销售一下子就陷入困境。”王光辉说。

　　对此，兰大出版社副社长骆小丰深有同感。他说：“不法分子瞄得很紧，什么东西畅销，他就盗版什么。有时，我们的教辅刚发行，盗版的就出来了，甚至后期的发行比正版的还要快，面还要广。”

　　“由于盗版教辅横行，保守来说，我们每年的损失在五六十万元，而对出版社的品牌建设而言，损失无法以经济方式估量。”王光辉称，这些年来，省内出版行业时刻地遭受着盗版的困扰。

　　“教辅面对的是巨大的学生市场，销路比较畅通，这是盗版教辅疯狂的一个主要原因，盗版教辅的量能占到整个盗版图书市场的90%以上。”骆小丰语出惊人。

　　“巨大的利润空间，是盗版教辅的灰色链条难以斩断的根本原因。”邹岩军感叹说。邹称，根据他们掌握，盗版者给中间商的价格一般是盗版教辅标价的25%左右，而中间商卖到学校的价格一般是标价的60%左右，而盗版教辅到了学生的身上则是100%全价。以“9·11”案为例，码洋100万元的盗版教辅若完全流入市场，除盗版者获取一部分利润外，中间商能牟利35万元左右，链条中的校方个人牟利可达40万元左右。

　　在中间环节上，销售图书的代理商也成了盗版的牺牲品。这一点，无论是国有新华书店也好，还是民营的图书代理公司也好，都感到“苦不堪言”。

　　据了解，现今，国内正规出版社多沿用图书“寄销”方式。即将图书委托到新华书店，让其代销，然后根据销售情况，返还利润。教材、教辅是新华书店最“可口”的“蛋糕”，而盗版的疯狂“抢食”，给新华书店的正常经营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剑桥少儿英语》是近年来国内比较流行的一种英语教材，提及盗版，其官方指定的甘、宁、青独家总代理——甘肃阅林图书发行公司经理樊永涛有一肚子的苦水。

　　“盗版几乎无孔不入，仅拿兰州来说，使用者当中，有一半的学生在使用盗版的《剑桥少儿英语》。”樊永涛称，近年来，为了抵制盗版，《剑桥少儿英语》教材配备了正版检验卡，另外还附赠了5000元的少儿意外伤害险，但由于正版与盗版的价格相差悬殊，很多的学校在公然使用盗版。而这些10多元一套的盗版教材，卖给学生的时候就变成了88元，这是《剑桥少儿英语》正版的市场价格。

　　“现今，盗版者采用的手段也比较先进，最大的缺点就是字迹不太清晰，对于学生来说，花了一样的钱却拿不到正版的教辅，这是对他们利益的最大损害。”樊永涛担忧地说。

　　“仅靠文化稽查一个只有20多人的部门去监管整个兰州市场的盗版行为，这显然很难。”王光辉认为，盗版教辅的终端市场在学校，教辅腐败日益成为校园腐败的焦点，在盗版链条中，教育主管部门的官员、学校负责人乃至老师都起着很关键的作用，因此，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此应该有一个比较明确、有力的制度对此进行约束，切断终端入口，其链条也就自然瓦解。

　　“但现实的情况却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在处理此类事件上，处理力度偏轻，从而在实际上纵容了盗版教辅的流通。”王光辉对此表示担忧。

　　“追究盗版猖獗的根源，把板子完全打到谁的身上都似乎不太妥当。”骆小丰说，除了教育主管部门、学校、盗版者、经营者之外，政府部门、使用盗版的学生、家长也是有责任的。

　　“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关注。”兰州市文化稽查队队长孟英奇指出，时下，由于盗版教辅的价格优势，普通市民并不认为购买和使用盗版品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因此，加大反盗版的宣传力度，提高全民的版权意识是当务之急，“这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