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嫁一：有劲儿全往孩子身上使，“全陪妈妈”将儿子逼成“少白头”

　　董太太的女儿蓉蓉上高二了，现在什么家务活都不干。这倒不是董太太刻意惯出来的。一开始，董太太还要求蓉蓉做点家务，但蓉蓉只要一拖，做妈妈的就会忍不住自己动手了。譬如，看着女儿的脏衣服堆在家里，如果不去洗，董太太会觉得心烦意乱。只有洗了，心里才会痛快一点。表面的原因是，这符合自己的卫生习惯。但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她这样做给女儿节省了时间去学习。

　　尽一切可能节省女儿的时间让她去学习，这成了董太太的原始心理需求。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潜意识中，她对社会的变迁感到焦虑，觉得自己适应不了目前激烈的竞争。但是，她又没有勇气去提高自己，于是就暗暗希望女儿能考上名牌大学，在社会竞争中“夺占制高点”，自己也因此产生了成就感。

　　所以，她有劲儿就往女儿身上使，而不是往自己身上使。

　　这种心理转嫁机制在妈妈的身上比较常见。不过，董太太的做法是很普通的，有一些妈妈的做法就到了一种极致。譬如，“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一篇名为《如此“培优”令人心疼》的文章讲到了一种怪现象：在武汉，一些妈妈把业余时间全部拿来陪孩子上各种各样的“培优班”，除了工作外，她们时刻陪伴在孩子身边，不让孩子有一刻的空闲，必须拿出全部精力去增强自己的竞争能力。这篇文章是一个爸爸写的，他写道：儿子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被他妈妈逼着“培优”，从没有过过周末。6年来，妻子把他送进的“培优班”不下30个。儿子自嘲是见不到阳光的人，早晨6时走，晚上11时休息。经常晚上八九时就听不到他的声音了，一看，他斜靠在床上，流着口水睡得正香，手里的书掉在地上，让人心疼！儿子五年级时长出几根白发，当时我没在意。上初中后，儿子白发越来越多，现在看起来像个小老头……我们担心孩子有病，带儿子看了好多医院，看了西医又看中医，医生的结论是孩子精神压力过大。按医嘱买回核桃、黑芝麻给儿子吃，可儿子的白发仍不见少。每天早上6时，妻子准时叫儿子起床复习功课。即便上厕所、吃早餐时，妻子也要让儿子多背几个单词。儿子上小学时，每天下午5时30分放学。妻子在校门口直接将儿子从汉阳接到武昌，赶6时的“培优班”。公共汽车上，妻子一手端饭，一手拿水。儿子在车上解决完晚餐后就上“培优班”了。晚上9时下课回家，儿子还要完成学校老师布置的作业。并且，这样的妈妈成了一个群体，她们相互交流信息，听说哪个“培优班”好，就会相互告知，然后纷纷去替孩子报名。这些“全陪妈妈”将所有业余时间都用来“提高孩子的能力”，尽管出现了明显的负面效果仍不肯停下来。为什么会这样呢？最简单的解释就是，这是极端的“有劲儿就往孩子身上使”，她们看似是为孩子，但内心中，她们是为自己不能适应社会而焦虑。

　　徐博士说：“很多妈妈，自己完全停止成长了，她们能不焦虑吗？但她们不努力让自己成长，而是将压力全放在孩子身上。她们说，这是爱，但不客气地说，她们是在转嫁自己的焦虑。”

　　转嫁二：把“理想自我”强加给孩子，知识分子要求孩子更上一层楼

　　前面的转嫁方式中，父母一方停止成长，而将“提高竞争能力”的压力完全转嫁给孩子。但还有一些家长，自己并没停止成长，但孩子则成了他们证明自己的工具，而不是独立成长的另外一个人。只有孩子成功了，自己才有脸面。如果孩子不能出类拔萃，自己会觉得很丢脸。

　　著名教育家徐国静说，她发现工人妈妈们对孩子的发展很满足，她们说，我儿子学习不错，要考大学；女儿成绩不怎么好，但她有梦想，将来一定有出息。但“知识妈妈”们对孩子的标准普遍苛刻，因为她们比的不是孩子有没有考上大学，而是有没有考上清华、北大，是否去了哈佛。

　　这是一种“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的差距问题。“理想自我”总比“现实自我”高一层，工人妈妈的“理想自我”可能是成为知识分子，孩子只要达到这个水平就行了。但“知识妈妈”的理想自我更高一层，孩子必须达到这个水平她们才心满意足。但在很多方面，工人家庭和知识家庭的孩子的起跑线是一样的，知识家庭的孩子并不比工人家庭有优势，但却承受了父母更高的压力。

　　一个妈妈诉苦说，自己听了很多讲座，看了许多教育书籍，希望女儿能学习绘画、英语、舞蹈和音乐，所以专门在少年宫附近买了房子。尽管这套房子格局不好，又很贵。但上中学以后，她发现女儿成绩变差了，她的“全方位”设计落空了，而且女儿变得特别不听话。自己付出这么多，为什么会换来这个结果？这位妈妈陷入痛苦之中。

　　徐国静认为，这些父母其实都在不自觉中把自己当成“债主”，甚至逼孩子“还债”，从而站到了孩子的对立面上，亲情关系也变得像“债主”和“债务人”般紧张，这样的家庭环境非常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转嫁三：孩子是实现目标的对象，教育学家的“完美教育”逼孩子自杀

　　徐浩渊博士也说，一些高知家庭的父母压力是极其沉重的，她知道有两个家庭，父母都是教育学教授，孩子却自杀了。

　　其中一家父母都是某师范大学教师，他们为孩子设计了一套“完美”路线，要求孩子严格按照路线去发展。孩子小时候还不错，但年龄越大问题越多。第一次高考时，没考上重点大学。在父母的要求下，他第二年参加了复考。就在考试成绩公布的前一天，因为担心自己考不上父母要求的重点大学，他跳楼自杀了。令人痛惜的是，成绩公布后，他的分数超出了重点大学的录取分数线。

　　徐博士说，这个孩子的父母，作为教育学教授，显然无法容忍“自己的孩子教育不成功”这样的结果。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结果无疑是对自己职业的嘲笑和否定。

　　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将关系分为两种：“我与你”、“我与它”。前者的特征是，“我”将对方视为和我完全平等的一个人，而后者的特征是，“我”将另一个人当成了自己实现目标的对象或工具。无论目标是多么伟大，当一个人将另一个人视为对象或工具时，这种关系都是“我与它”的关系。

　　按照这个理论，这两个教育学教授，他们与孩子的关系就是“我与它”的关系，因为孩子成了他们教育学理论的实验对象。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人，有他自己的心理需求和人格，但这两个教育学教授，和那些“全陪妈妈”一样，他们都忘记了这一点，他们将自己的梦想强加在孩子的身上。

　　转嫁四：通过打孩子宣泄情绪，“打是亲，骂是爱”的潜意识并不伟大

　　小龙的语文考试不及格，爸爸把他揍了一顿，并且告诉徐博士：“就这么一个孩子，我们爱得不得了。打他是为了他好，再这样下去，他以后连个像样的工作都找不到，那可怎么办？打是亲，骂是爱，我怎么就不打邻居的孩子啊？”但是爱的结果呢？小龙的语文成绩毫无长进，他还对语文课产生了厌恶感。显然，小龙消受不了父亲的“爱”。

　　但是，这真的是爱吗？徐博士说，是，但又不是。在意识上，小龙的父亲是为了爱，但在潜意识上，通过打孩子，做父亲的可以宣泄自己在其他地方郁积的负性情绪。她说，做父母的必须要学会问自己一句，“我真考虑到孩子的心理需求了吗？我是不是把自己的心理需求转嫁给了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