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农民工子女”的提法，有团干部指出，这种称呼将这一群体标签化，不利于为孩子塑造健康的成长环境。“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太突出‘农民工子女’的身份，不能将这一群体特殊化，以避免让他们产生自己和别的同学有区别的感觉。”针对地区特点，部分团组织也有了新的尝试，比如就有“新市民”、“外来务工子女”的称呼，另外，在部分活动的实施过程中，让本地的孩子参与活动。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此次培训班授课老师卢德平教授表示：“‘关爱行动’要不仅注重结对的数量，更要关注结对的质量。只有坚持‘接力’下去，加强志愿者与孩子、家长、校方之间的沟通，关爱行动才能被信得过，可持续。”

　　团大连市委宣传部部长王琳琳在代表第一小组讨论发言时，说出了小组代表的想法和思路：“在现有户籍制度下，覆盖应该是动态的，结对是一个长期性的问题，可以尝试在确保大结对的基础上，实现小结对的锦上添花，通过团队、组织的多重覆盖弥补关爱内容形式上的单一，实现大结对的1 X模式，就是多个团队结对一个学校。”

　　“在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中，一些志愿者无意识的行为可能会对孩子的心灵造成伤害。”辽宁项目专员卢闯说道。

　　他至今仍然记得那件让他心痛的事。有一次他和团队去当地某个小学开展慰问活动，校方将学校里家庭贫困的农民工子女找出来，列成一排。当卢闯他们将崭新的黄色小书包交到孩子手中时，许多孩子都拒绝了，甚至还有几个孩子哭了。“这些孩子也有强烈的自尊心，在校园里崭新的黄色书包对他们来说，就像一个农民工子女的标志，无形之中将他们与城里的孩子进行了划分，孩子们当然感觉很受伤。我们志愿者也许是无意识的举动都会触动他们敏感的神经，志愿者的素质和能力对关爱行动的开展至关重要。毕竟关爱行动的核心是孩子，‘关爱行动’不能只重形式。‘关爱’的前提是要弄清楚孩子们到底需要什么。”

　　和卢闯有相同疑惑和感受的还有来自武汉理工大学的志愿者朗坤。“我非常不认同一些志愿者跑到孩子们的学校里，直接问一些你爸爸妈妈是干什么工作的，家里困难到什么程度等简单而又‘粗暴’的问题，这很容易伤害到孩子敏感脆弱的自尊心。”对此，卢德平教授严肃地说道：“大学生目前是志愿服务活动的核心群体，很多青年志愿者凭借满腔热血加入到关爱农民工子女的志愿服务当中去，他们高学历、有文化，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但学历并不等于能力，如果缺乏相应的志愿服务岗前培训机制，盲目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反而会起到事倍功半的效果。”

　　志愿者是“关爱行动”的直接参与者，志愿者素质和能力的水平直接影响到“关爱行动”的最终效果，而志愿者的素质的培训也是困扰各省代表的难题。团湖北十堰市委副书记喻成波认为：“大学生志愿服务群体缺少的是一些外部硬件设施的支持，如何由内而外共同促进志愿服务活动，加强志愿者自身素质的培训是我们当前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团委副书记姜长宝非常看重志愿服务开展前的岗前培训工作。他表示，哈工大每年9月招募支教团都必须经过严格的选拔，特别注重志愿者教师基本能力和素质的培训工作，从而保证学生最终能胜任志愿者一职。“志愿者的培训，反映的是志愿者的素质。爱心不是简单的一个接受者，一个施予者，不是简单的一对一，中间应有一个过渡，一个选择，使真正需要的人能得到爱心帮助。但志愿者的来源不固定，有的志愿者的工作是很分散的，各个层面都有。如何去针对每一个群体开展志愿者的培训，可能这是我觉得下一步需要探讨的。只有保证志愿服务的质量，然后才能将志愿服务活动落实到位，真正把关爱、关心、关怀坚持下去。”

　　对于如何加强志愿者素质培训，卢德平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一方面团组织特别是团中央可以经常加强对项目专员骨干的培训；另一方面，项目专员骨干也要对志愿者及其团队进行培训，从而达到‘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的目的。”

　　虽然社会资源的整合已是代表们共同关注的话题，但目前关爱行动面临的城乡资源的不均衡问题却十分突出。“‘关爱行动’辖区内发展不均衡是共性问题，城市强，容易出经验出成果；农村弱，本地资源不足，志愿者力量薄弱。”王琳琳说。

　　喻成波认为：“留守儿童的重点是在农村，而不是城市。相较于城市高校资源的充足，农村很多都是空心村，志愿资源很不均衡，加上路途交通、时间、经费等问题，农村关爱行动的开展更为困难。”

　　对此，朗坤说：“由于我们志愿者自身经费、精力等因素，在选择服务对象时，我们比较倾向于就近就便的原则，更多的是在城市而不是在农村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当然，农村开展活动一般集中在寒暑假，这样我们的时间可能就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