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人和我老爸一样，没有把我当一个存在看待
我最怕的是别人看我的那种眼神，那种骂你是贼，看不起的眼神
被不认识的人打我从来都不会哭，只有被亲人打的时候我才会哭
没办法了，我也只能去犯罪，被抓坐牢，还很可能被枪毙
扒火车过来，被“黑老大”捡了当小弟，第一次犯罪从火车站开始，一朝失手被警察送到流浪儿童救助中心，严重的进少教所或少管所，出来后，往往又走上老路。———这是流浪在广州的问题少年的典型命途。
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等机构对北京、杭州、上海等九城市进行抽样调查推算，全国流浪儿童应该在100万至150万间。
“他们是可怜的一群人，又是很危险的一群人。如果这个社会抛弃他们，他们也一定不会再对这个社会怀有善意。他们随时可能成为城市犯罪的后备军。”一位跟踪拍摄这些流浪少年达一年之久的摄影师说。
“你们都以为贼很可恶，从来不会害怕，也不会有心理压力，其实你们错了，我们也很紧张，像我，每次偷的时候都特别害怕，倒不是怕被抓住受惩罚，受惩罚是应该的，我不怕，我最怕的是别人看我的那种眼神，那种骂你是贼，看不起的眼神，我特别害怕。”
●人物：方国国
南方周末记者在广州市一个城中村的小餐馆厨房里看到了曾经的问题少年方国国。
厨房外艳阳高照，厨房里打下手的方国国挥汗如雨。
这个17岁的少年已有很多白发。他说以前从来没有，是进少教所后长的。他在广州流浪数年后因抢劫被抓，解教后被介绍到桂姐餐馆已工作数月。
他看上去很干净，皮肤白，待人接物安静羞涩。只是手上布满了各种伤痕，他说这是偷东西时被打的。他曾经在广州街头凶神恶煞地抢过手机，扯过耳环。
他平淡地笑笑：“我5岁就开始偷东西了。”
“手和脚差点被追我的人砸烂了”
我5岁的时候，妈妈就到上海打工去了。我是湖南农村的，家里很穷，爸妈都不要我，就和一个朋友扒上火车来到了广州。那年我14岁。我们许多人都是扒火车来广州的。
出站后，我和朋友坐在车站口，袋里没有一分钱。半小时后，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走过来问我们饿不饿，吃完东西后，就把我们卖给了一个老大。广州少教所里的兄弟，十个有九个是这样被老大捡过来的小弟。
老大威胁我，不抢就打死你！第二天一早，老大就带我去“实战演习”，先看其他小弟怎么现场抢夺手机，然后就把我带到另一个闹市区。老大指着一个女人叫我快去抢，结果我太紧张了，第一次作案就被抓住了，拘留了24小时。
第二天放出来后，我跑到公园草地上大睡一觉。醒来发现，两个裤口袋都被刀片刮开了，幸亏里面老大给的5块钱还在。那时我忍不住就笑，太荒谬了，一上手就被同行盯上了，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拿这5块钱吃了早饭，我还是觉得很饿。这时，三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走过来，说要带我去吃东西。他们对我很好，饭后带我去见了另一个老大，他们没有强迫我干这个。我在他们那里住了几天。有一次我看到他们在付房租，一个月400块钱，我很羞愧，我不能白吃白住啊，就想再干一把，报答他们对我的好。
接下来的几次都很成功，但进少教所前的那次作案特别惨，手和脚差点被人砸烂了。
那次我在棠下小区抢了一个女人的手机，没命地跑，女人边追边喊“抢劫了，抢劫了”。我转了个弯，冲出一个男的来抓我领子，被我一把甩脱了。我继续往前跑，没想到前面有两个骑摩托车的保安，他们把铁棒一横，我高速撞在铁棒上，整个人“呼”地摔到了旁边的阴沟，一下晕了过去。
等我醒过来，手和脚已经被绑起来了。一个肥婆，那是像周星驰《功夫》里那样的大型肥婆，拿了块砖头走过来，嘴里一边念着“打烂你的三只手！打烂你的三只手！”一边用砖头尖猛砸我的手，我想这个肥婆一定也被人抢过手机的。
那个被我抢了手机的女人就用砖头追着砸我的脚，一边砸一边嘴里嚷着：“谁叫你跑这么快，砸烂你的狗腿！砸烂你的狗腿！”这样被打了十多分钟，幸亏便衣来了，她们停了手，否则我的手脚一定会被打烂。
我没想到的是，便衣来了后就朝我的心窝里猛踹一脚，我又痛得差点晕过去。
当时我恨死他们了，一颗眼泪都没有掉下来，心里在大喊：你们打吧，总有一天我要把你们全宰了！(他略带激动，眼神里似乎有仇恨。说完后表情又突然变了，变得平静。)
但是，从少教所出来，在餐馆里天天做苦力后，我的想法变了。我觉得是他们让我知道了我应该做一个好人。
如果再在路上碰到那个打我的肥婆，碰到那个打我的警察，碰到那天打我的所有人，我都会走上前去，向他们说声谢谢。
“我现在没有一个同龄朋友”
这次被抓是在2005年8月，我在少教所里关了一年半。我在少教所里就想好了，我再也不能走老路了。
你们都以为贼很可恶，从来不会害怕，也不会有心理压力，其实你们错了，我们也很紧张，像我，每次偷的时候都特别害怕，倒不是怕被抓住受惩罚，受惩罚是应该的，我不怕，我最怕的是别人看我的那种眼神，那种骂你是贼，看不起的眼神，我特别害怕。我不想再看到这种眼神，我只想做个好人。
一起关在少教所的那个云南哥们，是我最好的同龄朋友。他说出去后还想继续干，我反复劝他，他说改不了。出来后，我们通过一封信，就再也没有消息了，我真希望他现在没有去干那个。(他从床底下拉出一只小皮箱，信藏在皮箱里，皮箱是他全部的家产，箱子里边只有几件衣服和几本励志类的书，还有漫画，他说是好心人送的。)我觉得里面的人都很够义气，他们才是我的朋友，我在外面根本没有朋友，我不相信外面的人。我差不多天天要和餐馆里其他工人吵架，他们看不起我，不相信我。所以我并不喜欢这里，我想我干段时间一定会走的。
不过，餐馆老板桂姐对我很好，每个月给我七八百元工资。我是被少教所的领导张清友介绍到桂姐这里打工的。现在，我每天六点起床干活，下午五点下班。厨房太闷热，我经常流鼻血。
下了班常常感到很空虚，我和宿舍里的其他十个人合不来，不知道有什么共同话题，人家说一个话题我可能会跟着说，可是我找不到话题，我不太会说话。
(他沉默了，有些闷闷不乐。)只有上网能打发下班时间，可以向别人倾诉我的心事。我的工资基本就花在这上面了，我存不下钱。
我有个网友，是个上海女孩。我给她说我的流浪故事，可是我说这是我朋友的故事，她听着听着就哭了。我们是音频聊天的，我听到她哭的声音了。
小时候，我很喜欢鸟，也喜欢猫。我抓了许多鸟把它们养起来。我就是想抓住它们，因为我的生活中太少有能够抓住的东西了，没有亲情，也没有朋友……我抓了它们是想照顾它们，可是，后来这些鸟没养好，都被我养死了。
“她会帮我找妈妈的”
说起小时候，那也够惨的。妈妈只在我六岁和七岁的时候回来过两次，后来再也没有消息。到现在我还记得她的模样，但是已经记不清她做过些什么事了。
爸爸根本不关心我，他除了卖垃圾就是买六合彩。他整天都不回家，就知道赌赌赌！有一次我的脚上跌破了一个十厘米长的口子，不停地流血，回到家就晕过去了，爸爸才带我去看乡村医生。医生说如果打麻药的话可以缝8针，不打的话只能缝4针。爸爸为了省点钱去买六合彩，竟然要求医生不用给我打麻药，最后连线都没给我拆，现在还在腿里呢！
他都不知道我生日是什么时候。小学五年级时，老师让每人写一张自己的简介，包括姓名、生日、父母等内容。我空下了生日一栏，老师以为我不会写，就叫旁边的女孩子替我写。可不管那女同学怎么问，我都说不出来。老师以为我在故意捣乱，当着全班人的面大声问我：“方国国，你的生日到底是什么时候？”我大声回答：“我不知道。”全班哄堂大笑，我羞愧得想马上跑掉。
我从小就学会了做饭、炒菜，我做的饭还可以，可是我只做我一个人的，我不管他们，他们也不管我。后来爸爸也出去打工，只剩下我和哥哥。我只能每天吃粘粑，如果去偷吃缸里的米，就会被哥哥暴打。我要活下去，所以5岁就到外面去偷东西了。
有一次我发高烧，三天没吃一点东西，哥哥还是不管我。爸爸回来看到我快要死掉的样子，才流下一点泪。这只是他惟一可怜过我的一次。
后来我都快要活不下去了，就带着一个朋友入室盗窃，不小心被爸爸知道了，就逃出来了，就这样来到了广州。
想想家乡的人，只有初中时的班主任何老师是我的亲人。当时班上经常丢东西，老师可能也已经意识到是我，但他从来没有说出来过，他只是劝我要走正道。在少教所，我给何老师写过信，没过几天他就回信了，他在信里说我本性很善良，只是家庭环境不好造成的，他要我好好改造，我一直很感激他。
到7月份，我想趁桂姐给我放假，回家乡去看看老师，还想在家乡把身份证给办了。但我决不会告诉我爸的，也不想见他，我趁他不在家的时候，把户口本偷出来就是了。
我还想把妈妈的照片偷出来。广州市少年宫的关老师答应过我，如果我有妈妈的照片，她会帮我找妈妈的。
前几天，方国国在厨房里泡烂了脚，老板桂姐给他放了一天假。
泡烂脚的原因是他没有防水的鞋，整天在厨房里洗锅洗碗，穿着拖鞋在水里浸泡时间过长。
借着这一天工休，他一拐一拐地来找记者玩。记者带他去吃肯德基，他非常腼腆地要求别点太贵的东西。
他说他对报社这个地方感兴趣，记者就带他去参观印刷厂和办公室。站在高楼俯瞰，他看到了鳞次栉比的高楼，看到了南北延伸的广州大道，看到了一路远去的珠江。他轻轻地说：“我觉得这个城市不是属于我的。”
(此文应受访者要求使用化名)
“我不知道出去以后会发生什么……这样出去以后我一毛钱都没有，只能再去偷去抢。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只能偷只能抢，虽然现在很后悔可是也没有办法了，我还见过直接被枪毙的。没办法了，我也只能去犯罪，被抓，坐牢，还很可能被枪毙。”
●人物：郑敦明
郑敦明15岁，身高却只有一米三四的样子，他瘦而黑，看起来像个10岁的孩子。
他9岁时被父亲丢弃到广州开始流浪，因为抢劫和无家可归被警察送到广州市救助保护流浪少年儿童中心。
他只知道自己是广东五华县人，家里开过一家小商店，具体地址再也想不起来了。救助中心也还没找到他家的具体地址。
因为无人认领，他已经在救助中心呆了一年多了。他一直想回家，在恳求南方周末记者帮他找亲人时，长长的睫毛蓄满了泪珠。
“我不偷不抢就没法活下去”
我在广州流浪了四五年，什么地方都睡过，什么垃圾都翻着吃过。
广州没有一个好人。我在广州这么多年，没有一个人理过我，没有人在乎我，就算我死了也没有人知道，我死了也是很渺小的，如果今天你不来这里跟我谈话，就算在街上碰到我，你也不会理我的，我也不会理你。
想到这些我其实不难过，就像我爸爸在广州扔下我时说：“不管你死不死在外面，都跟我没有关系。”
广州人和我爸一样，没有把我当一个存在看待。(记者非常惊诧，没想到一个才15岁的孩子会说出这样的话。他说这话时含着泪水，这使记者推想，这几句话他可能是已经想过无数次了。)
我爸会扔掉我，和我自已的不争气有关。小时候我天天偷老爸的钱，他每次都拿一个很粗的棍子打我。妈妈反对爸爸这样打我，他们两人经常因为我吵架。我9岁时偷了300元，爸爸又往死里打我。妈妈说：“你再打他，我就死给你看！”爸爸说：“那你死给我看吧！”妈妈就喝下农药死了。
爸爸很恨我，就再也不要我了。
我在广州碰到了一个老大。老大教我偷东西，开始时偷铁、不锈钢去卖，后来就是入室盗窃。老大真不是个好东西，我跟了他两年，偷回许多东西，他只给我一点钱。
老大是个二十多岁的江苏人，只有我一个小弟，一般情况不会打我。他没钱的时候，会爬到电线杆上去偷电线。后来他吸上了白粉。
他吸毒以后我每天要给他偷成百上千元。有一次我去偷东西被抓住了，他们把我打得死去活来。我也没办法，在那种情况下，我不偷不抢就没法活下去。
“只有被亲人打的时候我才会哭”
后来我离开了老大，和五六个同龄的朋友一起抢手机。抢一部手机能卖几百元，够我生活十几天。有钱的时候大家就去网吧打游戏过夜，有时也睡出租房，没钱的时候一起睡马路。
前几年我有一次爬二楼去偷东西，撬开窗户的时候听到有人在开门，那人看到我就喊“抓贼”，抓住我以后就打我的背和脚。我当时没有哭，被不认识的人打我从来都不会哭，只有被亲人打的时候我才会哭。
从派出所放出来后，我又和五六个朋友一起去偷去抢。我们都是兄弟，没有老大。他们中有父母离婚的，也有从小没家的，反正，我们就是些没人要的孩子。
但有一次偷东西，现在想起来还很后悔。那次我偷了一个中年男人一万多元。后来，发现他连续好几天都在哭，在找他被偷走的钱。我从他对别人的哭诉里知道这钱是用来为他儿子治病的。
这个爸爸多好啊，如果我爸有他一半好我都满足了。当时我很想把钱还给他，可是已经花掉差不多一半了，我没有勇气去还钱。为这件事，我不高兴了很长一段时间。
有一次偷东西又被警察抓。我要警察把我送回家，那个警察很好，他告诉我，把我送到救助站后，可以让救助站帮我找到家。当时我很高兴，太高兴了。但到现在我都还找不到家……我想，回家以后，如果我不犯错，爸爸一定不会再打我了。(他开始流泪。)
“我不知道出去以后会发生什么”
我在外面混一天算一天，我现在只想有个家，有爸爸妈妈可以疼我，我可以乖乖读书。现在那些有家的孩子很不珍惜，他们只会问爸爸妈妈要钱，他们根本不知道父母的立场。那些有钱的孩子都被宠坏了，没钱的孩子可以自力更生，有钱的孩子什么都不能做。我以后要是有了孩子，我不会给他钱花。(他又破涕为笑。)我在这里一年多了，只让我出去过一次。那次阿姨带我们去参观博物馆，刚出大门时，有种要回家的感觉，可是走在半路上的时候，又觉得不可能……
救助站的叔叔阿姨都对我不错。对我好的叔叔阿姨只在这里。对我好也只是暂时的，我总是要出去的，不过就算出去我也会报答他们的。
我不知道出去以后会发生什么。外面的世界很大，我没有文化没有知识，出去还是会毁了我一辈子的。
六一儿童节叔叔问我有什么愿望，我说我真想多读点书，读了书我才能找到工作，可以不干坏事也活得下去，这样对社会也有贡献。
但是像现在，我出去又这么小，干活也没人要，我又没有身份证，又没文化，我能干什么？这样出去以后我一毛钱都没有，只能再去偷去抢。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只能偷只能抢，虽然现在很后悔可是也没有办法了，我还见过直接被枪毙的。没办法了，我也只能去犯罪，被抓，坐牢，还很可能被枪毙。
记者和郑敦明的谈话是在沉重的气氛中结束的。
和别的孩子千叮咛万嘱咐不要说出真名不同，郑敦明叮咛的是一定要说出他真名。这个聪明的孩子想到要记者帮助他找到家。他告诉记者，爸爸的名字叫郑武球，妈妈的名字叫树花(音)，他想通过报纸再次恳求爸爸，别抛弃他！
广州市救助保护流浪少年儿童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种情况在救助中心很普遍。每年他们都要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为这些孩子找家。
这个救助中心成立三年多以来，共送3000多名受助儿童返回了家乡，但像郑敦明这样因为找不到家而长期滞留的，每年仍有120名左右。
郑敦明想找到家，他的爸爸名叫郑武球，妈妈叫树花(音)，他想通过报纸再次恳求爸爸，别抛弃他！本报记者傅剑锋／图
2006年8月，桂姐餐馆的宿舍下，流浪少年阿南、阿成、阿豪三人合影。如今他们都已不知去向。安海波／图
在雨天，在宿舍楼顶小奉拿着一把红伞去天台间来回走着。在这里他刻下了“奉国芳到此一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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