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我女儿吧……”电话那头，一个女人哭出了声。李瑞群听着，不时记录着，并约好第二天去该女士家与孩子见面。

　　这是长沙市“12355”青少年成长服务台的平常一幕。作为这里的“成长伙伴”，李瑞群每天接到类似电话不下四五十个，很多家长恳求他们挽救自己染上恶习的孩子。

　　此时，长沙倍腾青少年启发教育学校校长黄晓玲也正为络绎不绝的咨询电话发愁：“师资不够，需求不少；等着入学的孩子已排到2008年后。”

　　不仅是长沙。据调查，全国“问题少年”大量出现并滑向犯罪边缘，目前25岁以下青少年犯罪案件已占全部刑事案件的40%左右。全国“十杰”女法官尚秀云认为：“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幸福和安宁。”长沙民政学院社会工作系主任史铁尔则从管理成本的角度算了笔账：“对于犯罪矫治，事前预防投入一元钱能做到的，事后就得用去十元钱。提前干预，事半功倍。”

　　“这些孩子并非‘不良少年’，只是没有及时得到引导”，“我更愿意称他们‘困惑少年’”

　　2007年5月，共青团长沙市委等联合倍腾学校，对近两万个家庭和一万名青少年进行了调研。调研发现，孩子出现不良行为，多是因为家庭教育、社区教育和学校教育三者的缺位。

　　“‘问题少年’往往是‘问题父母’的产物。我们调查过100名未成年犯，发现有83%的少年虽与父母生活，但父母对他们并不了解。”近20年来，尚秀云经办的少年犯达700多个，谈到家庭教育的缺位，她痛心不已。

　　倍腾学校的调查同样说明问题：35%的家长忙于生计，无暇与孩子沟通；12%的家长没有意识到需要与孩子沟通；57%的“问题少年”出自离异、单亲、再婚家庭……

　　“如果孩子在家里缺失的东西能在社区得到满足，可能情况会好很多。但我们的社区太缺乏面向青少年的健康空间了，网吧倒是一家连一家。”史铁尔指出，社区承担着培育青少年的重要功能，但现在很多青少年活动场所名存实亡，“不是空房子挂个锁头，就是变成了收费的特长培训班。”

　　学校教育对“差生”的漠视与排斥也起到了负面作用。一些学校不重视青少年身心健康，只注重学习成绩；对“差生”只有批评和责难，甚至劝其退学，无形中将孩子推入了教育的空白地带。

　　“这些孩子并非‘不良少年’，只是没有及时得到引导，所以陷入了心灵困惑期，我更愿意称他们‘困惑少年’。”黄晓玲说。

　　在某网络搜索引擎中键入“行走学校”，相关网页达7500000多个。

　　家庭、社区、学校教育的缺位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催生了一个巨大市场——民办“择差教育”校。1996年，由转变自己只考10分的儿子引发，江苏教师徐向洋创立了“徐向洋教育训练工作室”，专收“普通中小学里不想学、不会学、学不好、不学好”的学生，通过“行走训练”使他们“学会生活、学会做人、学会学习”。至今，该校已累计招生3000余名，颇受家长欢迎。

　　随后几年，“特殊训练学校”、“拯救训练营”……类似民办校在全国次第涌现。仅以长沙为例，最繁盛时就有近十家大小民校出现。

　　此时，其中潜藏的诸多问题也浮出水面。2007年6月，重庆大东方行走学校严酷体罚学生、造成学生以自残抗争的事件震惊全国。9月，该校被依法取缔。教育部明确表示，要加强对教育培训机构的审批管理，在未出台新政策前，各地暂停审批此类机构。

　　“行业名声坏了，大家日子都不好过。”重庆某行走学校招生人员表示，来咨询的人一度骤减六成以上。

　　但在黄晓玲看来，这样的冲击未必不是好事。“市场正常洗牌会产生优胜劣汰效应，使行业逐步规范。”长沙团市委副书记徐振宇介绍，经市场选择，现在长沙市择差教育机构仅剩四家，而其中口碑较好的学校，招生比以往相比更繁忙了。

　　与之相伴的，是对择差教育热火朝天的争论。一位网友发表《三问择差教育》的帖子：“一问择差教育进行体罚不违法吗？二问择差教育给学生贴上‘差生’标签行吗？三问择差教育是否会加剧公立学校的惰性思想？”

　　对择差教育的诘问，主要集中在办学资质不齐备、教育以“惩戒”为主、学费昂贵等方面。但也有不少人认为，择差教育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中国民办教育生存报告》指出，择差学校的出现，意味着对“差生”的教育空白有了市场回应。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师说：“是主流教育的功利化催生了择差教育。作为一种教育阳光，择差教育能关注‘差生’，唤醒他们沉睡的进取心。”

　　史铁尔认为，择差教育机构实质上是把问题孩子与日常生活情境隔离开来，用非常态生活来矫治孩子的不良习性。在这样的环境里，孩子容易产生对正常生活、对亲情的怀念，但是他们不可能长期呆在训练营里，走出去后这种效果能维持多久，还需要现实检验。

　　“现有择差教育的确还不成熟，但它是一种有益的探索，不可一棒打死，应该引导它、规范它、充分利用它。”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魏曼华认为，一些办学者把择差教育当成追求商业利益的工具，从而产生了操作层面上的一系列问题。当务之急，是考虑怎样有效加强审批监管，把先进理念、优质师资和科学方法注入其中，使其成为常规教育的有利补充。

　　在这方面，湖南团省委、长沙团市委、倍腾学校及湖南经济电视台的合作不失为一种启示。

　　2006年9月，共青团开始建立全国、省、市三级“12355”青少年服务台。工作一开始，湖南就不满足于传统热线咨询，他们坚持，必须有人走到“困惑少年”身边去。湖南团省委书记李晖说：“如果每个孩子都能有一位阳光型大哥哥(姐姐)随时沟通，那么既可平息心灵风暴，又能在孩子与父母间架起理解的桥梁。”

　　可是，既无资金，又无人手，怎样把想法变成现实？长沙团市委想到了利用民办择差校的已有资源。在对此类学校的考察中，倍腾学校逐渐成为焦点。他们提出“为成长辩护”、“成长护航”、“成长喝彩”的教育理念，把办学基点定在启发引导上，倚重心理疏导的作用。倍腾的努力，代表了新型择差教育的走向。

　　2007年初，长沙团市委正式决定，把“12355”服务平台架设在倍腾学校，并开创全新的服务模式——热线咨询+“成长伙伴”上门疏导。李瑞群介绍，如今倍腾学校已有8名专职“成长伙伴”及3000多位大学生志愿者。截至目前，打进“12355”的电话累计4万余人次，近500名休学青少年在“成长伙伴”的帮助下重回校园。

　　就在李瑞群们走街串户、深入一个个家庭内部的同时，一档以“困惑少年”转变教育为内容的周播节目《成长辩护》在湖南经济电视台播出。看了这些发生在倍腾学校的真实故事，很多家长热泪盈眶……

　　政府公共服务热线与社会教育机构相结合，并借媒体向大众传播，这在国内尚属首创。而它的好处，正日渐显露——

　　“这种合作促使我们改进办学理念、提高办学质量。”黄晓玲说，“如果这种模式推广开来，择差教育将迈上一个新台阶。”

　　李瑞群感触最深的是，很多来电咨询的家长想直接送孩子入倍腾封闭训练，但经过“成长伙伴”的甄别与努力，通过更温和的方式帮孩子解开了心结。“我们既是政府公共服务热线人员，又是倍腾员工，这样的双重身份更便于我们选择最优的教育方式。”

　　2007年7月，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杨岳赴长沙考察“12355”服务台，认为它是“困惑少年”服务工作走向专业化、信息化和社会化的有益尝试。10月31日，经团中央测评，长沙市成为全国首批“12355青少年服务台试点建设城市”之一。

　　除了择差教育校，还有一股温暖的力量为困惑少年默默付出。这就是那些公益“草根组织”。

　　走进“湖南省戒除网瘾志愿者工作室”，4间咨询室和两间观察室光线明朗、洁净舒适。这里的一切，都是靠史铁尔自己的投入和院系支持装备起来的。

　　作为一个纯公益的民间机构，工作室共有轮班工作员50余人，全部是学院社工系师生，另有300人左右的志愿者队伍。工作室设立了热线和网站，每天下午四点至晚九点，都有一至三位工作员在工作室接听电话、分析案例、为预约上门的案主提供咨询，有时，他们也应要求上门服务。

　　工作室成立3年来，共接到来自湖南、湖北、广东等十几个省份的咨询热线4000余例，接待来访案例1000余例，好转率达50%以上。自去年开始，史铁尔还举办“戒除网瘾夏令营”，用一周时间对入营学员进行免费矫治，收效良好。

　　对公益事业，史铁尔从未想过放弃，但面临的困难却不少。

　　运行经费紧缺、占用精力太多、社会支持不足……最令他头疼的是势单力薄。史铁尔曾上门疏导过一名因网瘾退学的24岁大学生。“他拒绝陌生人进屋，我费了很大劲才进去。跟他聊了很久，他才开始说话，还把QQ号给了我。但由于距长沙太远，不能经常对他进行辅导，还是无法挽救他。”史铁尔遗憾地说：“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如果各地都建立起这类机构，我们合力帮助孩子，效果就大不一样了。”

　　据统计，湖南省6800多万人口中，网瘾青少年已逾9万人，而真正义务帮教青少年的组织寥若晨星，较成规模的只有史铁尔工作室一家；全国此类青少年公益机构不到100家，类似的公益带头人也屈指可数：走遍30个城市，开展“挽救上网成瘾者行动”的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陶宏开；自费创办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站，六年间免费为未成年人提供法律咨询20000多例的“公益律师”佟丽华……但是，他们的榜样意义不容忽视。“这样的组织和个人做的事都是实实在在的，发展起来就是一股重要力量。关键是怎样从政策层面给他们一个明确的身份，使他们享受应有的环境和待遇，破除资金、运行等瓶颈。”魏曼华说。

　　种种探索，都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让陷入困惑的孩子们“破茧成蝶”，飞向蓝天。

　　史铁尔曾多方呼吁：应建立专职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者队伍，让他们深入社区、家庭，帮教青少年。与此同时，要普及“专业社工”概念，使公众明确“社工”和“义工”的区别及社工的重要性；要提高现有社工的专业水平，转岗人员须经专业培训、上岗考核；要建立起职业水平评价等制度体系。

　　实际上，我国从2000年就已开始探索建立社工职业资格制度；2003年11月，上海市作为试点设立了149个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岗。但如今数年过去了，社工队伍建设仍停留在起步状态，发展滞缓。如果按美国每1000人配备2.3名社工的水平计，中国至少需要几百万专业社工，但现在远未达到，青少年事务社工更是少之又少。

　　耐人寻味的是，全国已有近300所高校设立了社工专业，每年培养万余毕业生，但就业对口率很低，不到30%。这与我国巨大的社工需求形成了鲜明反差。这一反差已引起政府高度重视，人事部、民政部在新近发布的《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暂行规定》中指出，从明年起，将面向全国招考一大批社会工作师。

　　也有专家呼吁，在完善社工体系的同时，还应全面推行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模式，以此带动社工队伍壮大发展。事实上，“成长伙伴”们所扮演的正是社工的角色。但是，仅靠群团组织、社会力量，“成长伙伴”难以做大做强，只有政府出资购买其社会公共服务，他们才可能持久发挥作用。

　　改进家庭教育，同样刻不容缓。近年来，全国妇联牵头成立了全国家庭教育组织协调领导机构，全国已有家长学校43万多所，家庭教育指导中心11万多所。对此，尚秀云认为：“必须持续开展实际的、系统化、制度化的家庭教育宣传，并积极开展家庭教育科研活动、学术交流，否则，容易流于形式。”魏曼华则建议，借鉴国外经验，开展“亲职教育”，即双亲职业教育，做父母的必须参加家长资格培训并拿到证书。

　　“困惑少年”转化的另一主力——学校，更是责任重大。“建议中小学开展道德教育、法制教育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设置法制教育课，建立学分制，并进行考核；学校聘请法律工作者担任专职或兼职法制校长；把‘少管所’建成法制教育基地。”尚秀云结合本职提议。

　　“在规范民办择差校的同时，也不应忽视工读学校的力量。”徐振宇提醒家长们，按《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工读学校可收有严重不良行为、但尚未触犯法律的少年。作为国家公办校，工读校在办学资质、教育理念、师资环境等方面都有着很大优势，学生在那里不仅能受到科学的转化训练，而且能接受文化课教育、学习职业技能，毕业后在升学、就业等方面同普通学校毕业生享有同等权利。

　　但目前，工读校正面临举步维艰的困境。2007年11月18日，全国工读教育年会在长沙市工读学校召开，与会者纷纷讲述了办学中的难处：名声不好，被视为“少管所”；招生缺乏法律支撑，没有执行主体和操作办法，以至学校不敢送，家长不愿送，该收的问题少年进不来；办学经费困难，政府投入不足，使很多问题孩子因负担不起比“就近入学”多出的食宿费等而流失在外……据统计，仅长沙市，每年符合入工读校标准的至少2000人，但真正入校的，每学期不到150人。

　　1999年，北京海淀工读学校改名为“北京市海淀寄读学校”，中性的校名立即使生源猛增。之后，全国所有工读学校都逐渐有了新校名，如长沙市工读学校就另名“长沙新沙职业技术学校”。但家长们的顾虑并未因此消除。对此，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法律所所长鞠青呼吁，尽快制定一部工读教育法，并制定相配套的地方行政法规，将工读学校定性为“为有特殊需要的问题少年提供专门教育和矫正服务的教育机构”，国家和地方政府按照特殊教育的需要为工读学校配备师资、设施、经费，使工读校汇聚优质的特殊教育资源。同时，由国家主导，使工读校扩大其校外教育的“外展”功能，逐渐成为问题少年的校外辅导中心、研究中心和培训指导中心。(记者王斯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