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快报》11月12日报道《民办学校多“逃学威龙”》。报道小军等多名民办学校学生逃学，直指“以赚钱为目的的民办学校，半数以上因投入少、市场无序竞争、管理不规范等，而无法很好地承担教书育人的职能”。教育局官员则指问题根源系“学校存在管理不善责任”。

　　就具体事件而言，当事学校确有管理不善之责，但将责任仅仅推为校方管理，甚至特别点明其“以赚钱为目的”的“民办”身份，其潜台词有误导视听之嫌。

　　回顾30年来的改革开放，上个世纪80年代“以赚钱为目的”的私有工商业曾经是制假贩假的重灾区，温州制鞋产业曾经因此臭名昭著，几乎毁于一旦。但如今哪怕最挑剔的消费者，也不再会歧视私人企业提供的产品。

　　另一方面，没有良好的市场监管秩序，官办企业又能如何？上个世纪90年代私采小煤窑矿难频发，当局以所有者身份划线，一刀切地关闭了全国数以万计小煤窑，但近年惨绝人寰的大规模矿难则被国有大矿包办。有没有人反省过当年“出身论”的施政逻辑？

　　说回到教育。当今各国民间与政府的教育分工，无一不是政府承担义务教育责任，私人资本追逐精英教育利润。而中国的现状正相反。

　　一方面，教育总投入事实上的不够，再加上二元户籍及择校交费等一系列制度屏障，使无数外来工子弟无缘分享教育投入，民办学校在事实上提供着义务教育产品。

　　另一方面，与户籍制捆绑的教育制度和“重点学校重点投入”的政策惯性，使政府垄断了优质教育市场。张玉林《2004中国教育不平等蓝皮书》指出“1999年，全国2036个县和县级市中有1021个县的小学生人均‘公用经费’不足10元，与北京的757.6元和上海市的747.4元形成鲜明对照”，“城市重点中学42%的入学机会被……社会上层人士的子女获得；仅有27%的入学机会由……草根阶层子女获得”。

　　政府投入本末倒置地偏向精英，为世界各国所罕见。由此造成民间资本除了提供少量高端的“贵族教育”产品外，无缘分享中产主流家庭的教育需求，只能进入中下层子弟的义务教育市场。正如报道中提到的宏岗学校“1000多名学生，而老师不到50名”、“初二一个班五天没有老师上课”。在盈利压力下，你能指望学校的管理“完善”到什么程度？

　　逃学者小军对记者说学校“根本不是学习的地方”，面对这样的评价，除了指责学校“管理不善”之外，应该再追问一句：国民为何无法享有合格的义务教育？是谁没有尽到应尽的“义务”？(信力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