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久芳

　　编者按：罗家伦毕业于北大，1928年，30岁就担任了首届国立清华大学校长，以下是他的女儿美籍华人历史学家罗久芳老师的文章，有助于我们了解清华大学的历史。

　　1928年——1930年，父亲罗家伦(字志希)在清华大学就任校长。这段时间虽不到两年，却是清华转型、成长过程中很重要的阶段，也是他毕生从事教育工作中独特的经历。

　　提名父亲任职的人是大学院(后改称教育部)院长蔡元培——知悉他最深的老校长；交付他的任务是加速推行清华的改制，在一个用美国退还庚子赔款设立的留美预备学校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国立大学。刚过而立之年的父亲，在接受这个充满挑战性的任命时，心情的复杂和沉重是可以想见的。

　　9月18日宣誓就职的典礼中，他正式宣布国立清华大学成立，并发表了由“校务改进委员会”决议的改制方案，包括停止旧制毕业生全部派遣留美，调整院系，加强教授阵容，设立研究所，充实图书等设备，节制行政开支，整顿基金。目的是要“在这优美的‘水木清华’环境里面，树立一个学术独立的基础。”

　　新学年10月开学时，校园中除了新校长外，新生中首次出现了十五名女生；原有的五十五名教授中，三十七位(包括外籍人士)遭到解聘，却进来了二十多位新的教授；有些系和课程被取消，中国课程增多；本国和外籍教职员之间待遇及居住条件的差别得到改正；权力大过于教授的职员地位和人数也重新调整。父亲在开学典礼中介绍了各系系主任，新教授，以及其他具体改革计划，希望“自此以后，以清华大学来转移全国学风，以尽引导全国青年的使命。”

　　父亲的任务是必须要靠一批志同道合的同事协力去推行的。他首先邀请到在来清华担任教务长的杨振声，秘书长(后任文学院长)冯友兰，教授吴之椿、周炳琳等人，都是他在北大与留美时期的同学。许多由他续聘的本科和国学研究院教授短期邀请来校的外籍客座教授，以及来自燕京、南开、东南等大学的新教授名单，在近代学术文化名人录中，至今闪闪耀目。其中也不乏20世纪世界级的泰斗。

　　父亲为清华求才的苦心，从毛子水转述的一个小故事中可见一斑：“志希从北平到南开去请蒋廷黻先生。蒋先生本不愿离开南开的。但蒋先生若不答应去清华，志希便坐着不走，熬了一夜，蒋先生终于答应了。”后来父亲在历史系代了一学期课，以待蒋氏来校就任系主任。父亲本人并不属于任何学派，对学位、分数之类的形式也不拘泥。昆曲大师“红豆馆主”爱新觉罗•溥侗应聘为国乐导师，钱鍾书“破格”被录取入学，都显出这种新的作风。多年后他口述回忆往事时说，他当年聘请教授的原则之一是：“不把任何一个教授地位做人情，也决不以我自己的好恶来定去取。”文中举例说：“当时有件有趣的事，就是外文系的吴宓教授，因为在“五四”新旧文学之争的时候，他攻击新文学运动甚力，并且同我打过小小的笔墨官司，现在我来做校长了，他怕我对他有所不利，托赵元任先生来向我打听消息。我大笑道：‘哪有此事，我们当年争的是文言和白话，现在他教的是英国文学，这风马牛不相及。若是他真能教中国古典文学，我亦可请他教，我决不是这样偏狭的人。’以后，我不但继续请他，并且对于他的待遇大事增加，并且倒成了很好的朋友……”

　　关于延聘新教授他还说：“我所着眼的，是比较年轻的一辈学者，在学术上打得有很好的基础，有真正从事学术的兴趣，而愿意继续做研究工作的人。”因此这时期清华的新人，年龄都不过三十上下，确是一个年富力强，有理想，有冲劲的班底。他们支持新校长向董事会提出的建议报告书，特别是有关调整薪俸和动用清华基金来添建生物馆、学生宿舍，扩充图书馆，以及设立研究所的要求。不料1928年底父亲到南京出席改组后的第一次董事会议时，遭到了意外的挫折。第二年4月再开会时，父亲和教授会代表冯友兰联袂出席，一致坚持立场，像“不畏虎的初生牛犊”，对抗由外交部高级官员把持的董事会，力争新编预算，并在校中发动废除董事会的舆论。父亲则以壮士断腕的精神，在四五月间三次向教育部提出辞呈，表示不挠的决心。当局终于在6月29日下令取消基金会，改由教育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管辖，并采纳了父亲所拟计划大纲中的主要部分，从此奠定了30年代清华大学突飞猛进的基础。

　　新制的清华大学，不仅提供了优良的求学和研究环境，也增加了与北方其他学府和研究机构的合作与交流。是父亲罗致人才的努力。他刚到任即聘请地质调查所的翁文灏来校设立地理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迁以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陈寅恪和李济都先后离职参加了这个研究机构。1929年10月6日史语所所长傅斯年致冯友兰、杨振声和父亲的信，为的便是开展双方合作的构想。这种为学术而不计名利的心胸和理想，无论曾否实现，在任何时代都是可贵可敬的。

　　父亲在清华时期仅留下了1930年初两个多月的日记。记录的文字是那时学校预算和基金等问题都已解决，兴建的工程正在绘图招标，一切逐渐步上正轨。他几乎每天都与校内外的教授学人会晤，商谈业务，交换意见，切磋学问。每星期六上午他进城到北京大学教一堂近代史课目，下午去看外交档案，进行自己的研究课题。这时他的年龄才3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