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久芳

　　编者按：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著名教育家历史学家罗家伦先生的经历丰富，本文是他的女儿美籍华人历史学家罗久芳老师，为我们写的回忆父亲在北大的文章节选，我们当代学生可以从中了解前辈的足迹，了解五四运动和北京大学的历史。

　　父亲罗家伦，1917年夏成功地考上了北京大学,入学时间正巧就是蔡元培上任的那一年。

　　父亲踏进了生气蓬勃的北大校园，惊喜地发现教授中有“拖辫子的辜鸿铭，筹安六君子的刘师培，以至于主张急进的陈独秀”，百家争鸣，却和平共处。他很快地结识了一批趣味相投的同学，课外一同切磋学问，议论时局。一些教授对国学根基较深的学生很表器重，也愿意和他们在一起讨论。年轻的胡适刚回国任教，他的住所便是学生们聚谈的地方之一。父亲曾回忆说：“还有两个地方是我们聚合的场所，一个是汉花园北大一院二层楼上国文教员休息室，如钱玄同等人是时常在这个地方的。另外一个地方是一层楼的图书馆主任室(即李大钊的房子)。在这两个地方，无师生之别，也没有客气及礼节等一套，大家到来大家就辩，大家提出问题来互相问难。大约每天到了下午三时以后，这两个房间人是满的。”父亲与一些外文程度较好的同学，还有阅读外文新书的兴趣和习惯。北大图书馆原已有很丰富的中文经典古籍，又不断订购大量国内和国外的新书、报纸及期刊供给学生阅览。

　　当时由北大教授主编的刊物有《新青年》、《国故》、《每周评论》等等。1917年初《新青年》连续登出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正式展开了新旧文学的论战，引起了校内和校外热烈的响应。父亲进入北大不久便向《新青年》投稿。1918年首次刊出他的《青年学生》，是一篇用文言写的评论，对当时的学风作出了严厉的批评，并批评许多青年求学缺乏目标和溺于早婚的流弊。

　　这时一些北大的高年级学生，深切体会到西方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挑战，感到自己也应办几种杂志，“因为学生必须有自动的生活，办有组织的事件，然后所学所想，不至枉费了”。于是二十多人在1918年11月发起成立了新潮社，次年元月一日出版了《新潮》第1期。杂志的中文名字出自父亲的建议，标识是以“批评的精神，科学的文义，革新的文词”来探讨各种课题。这个学生社团的组成和期刊的出版，曾得到蔡元培校长及文科陈独秀学长的赞助，用的是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拨的房间，顾问则是胡适教授。创刊号一炮放出，引起了各界广泛的共鸣与支持。第1期至第5期的总编辑是傅斯年，编辑是父亲。两人具有很好的国学基础，又正年轻气盛，因而在编辑方面大刀阔斧，撰写文章下笔千言，不留情面，使杂志的形象新颖生动，也为白话文创作树立了良好的模式。

　　父亲在《新潮》第1卷的5期中总共发表13篇文章。其中有3篇评论，针对当时小说界、新闻界和杂志界的各种现象，作出尖锐的批评，也提出了一些积极性的建议，充分显出了青年学生对革新现状的热忱与胆量。所引起的反响之一，是当时商务印书馆主持人张元济的一系列改革，使该馆所出版的《东方杂志》、《学生杂志》、《妇女杂志》等逐一呈现了新的面目。

　　在《新潮》创刊后的第2期上，父亲正式加入了方兴未艾的文学论战，发表了一篇《什么是文学——文学界说》。他先从西方学说中探讨“文学”的定义，进而向中国文学传统挑战，并提倡“能表现和批评人生，从最好的思想里写下来的，有想象，有感情，有体裁，有合与艺术的文字组织”，用来表现新时代的生活和思想。同年5月号他又发表了一篇更长的《驳胡先骕君的中国文学改良论》，使出浑身解数逐段举例来驳斥留学英国的东南大学教授胡先骕对胡适和陈独秀的猛烈攻击。另外也提出了他个人对文学、艺术和人生的看法，认为：(一)艺术是为人生而有的，人生不是为艺术而有的；(二)要承认时代的价值：在这个时代就应当做这个时代的人，说这个时代的话；(三)应该注重世界文学的分析和研究。中国的白话文运动，乃是与世界文学接触的结果。是年6月，父亲与胡适合译的易卜生名剧《娜拉》在《新青年》上发表。

　　1919年秋傅斯年出国留学，父亲独立承担了《新潮》的编辑工作，并在第2卷的5期中发表了22篇文章，包括不少对当时学术界及一般社会弊病的抨击。最长而严肃的一篇《妇女解放》，除了分析西方的潮流、学理和中国实况外，并大声疾呼要通过教育、职业和儿童公育三个步骤来实现真正的妇女自我解放和独立。

　　父亲在北大参加的学生活动中，与新潮社有同等历史意义的，应是1919年5月开始的一连串救亡抗议行动。在前一年(1918)的春天，段祺瑞政府正与日本协商密约，一批留日学生在东京示威反对，并毅然回国到各地演说，唤醒民众。在北大的集会讨论时，父亲提议采取实际行动，到总统府请愿要求停止出卖中国的主权，于是发生了5月21日的各校两千多名学生的游行和新华门请愿事件。此次的行动，得到了天津、上海等地学生和商人的响应，一度引起了蔡元培辞职的风波，也促使了少年中国学会和国民杂志社等学生团体的产生，不啻为次年5月4日大型运动的前奏。

　　1919年4月中国在巴黎和会失利的消息传到北大，父亲和一些同学便商议对策，决定由北京各大学学生在5月7日国耻纪念日发难。可是5月3日山东问题失败，大家决议改于次日在天安门集合游行。当晚各校代表在大会中推举了罗家伦、江绍原和张廷济为总代表，并由父亲起草宣言，印了五万份准备分发。

　　父亲笔下的“五四”宣言，充分流露出当时青年的正义感和救国的热忱，引起了广泛的共鸣。

　　“五四”前后的北大环境，长远地影响了父亲的信念、经历和事业。而与北大师友们数十年的交往，也构成了他一生最可贵的记忆。

　　蔡元培校长是父亲最敬爱的长者，对他的感召也最深远。1919年秋父亲曾代表北大同学到杭州迎接校长返校。1921年在美国，父亲和其他校友则负责接待与安排蔡元培访美的各种活动。1924年至1925年间师生二人同在德国，见面机会虽不多，却时常通信互述关怀并交换读书心得。那时北大处于军阀盘踞的华北，百废待举，而老校长滞留海外不愿同流合污。父亲和傅斯年等学生对此关心备至，分别敦劝蔡元培返校，重振北大声望。蔡元培给罗、傅二人的复信则详述他对救国的看法及专心研究与著述的决心。师生间心心相印，可见一斑。

　　1958年北大60周年纪念时，他特为写了一篇《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再度推重老校长所创始的独特学风，并强调“北大精神”的文化价值。1967年父亲在病逝前两年的5月还发表了《对五四运动的一些感想》一文，他语重心长地说：“我曾深切的指出，‘五四’运动是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而新文化运动也广泛地、澎湃地由‘五四’运动而扩大。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一贯的精神，就是要使中国现代化。要使中国现代化，必须从思想现代化做起。‘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就现代化的意义来说，仍是有待我们继续努力的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