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2年到2003年这三十年，中国社会经历着历史上最剧烈的变化。即从文革进入改革。我们的一切，包括遗产都在这剧烈的变化中不断地产生前所未有的问题，也都是一些巨大而全新的难题和挑战。

　　对于文化遗产来说，文革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破坏。因为它直接以文化遗产作为“革命对象”。文革对中华文化的损害，不只是对有形文物大规模的毁灭，更是在人们心里注入了对自己文化的蔑视与对立。由此带来的对中华文明传承造成的损害，今天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在文革后期，从批判红楼、水浒，到批判克己复礼，实际上国人心中的中华文化已是空架子。然而，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国社会突然之间急转弯地进入了改革。

　　我们的改革开放不是社会线性发展的新阶段。我们是一下子闯进改革、闯入世界的；外来文化也一股脑儿也闯进我们的生活。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对外来文化的认识一直有个误区。似乎有一种观点认为当代中华文化的困境是外来文化的冲击所致，甚至认为这些麻烦是对外开放带来的。这是一种误解。如果外来文化是负面的，那么五四时代、盛唐时期，外来文化也十分迅猛，为什么没有给中华文化带来麻烦？相反中国这条巨龙着着实实地饱餐了一顿外来的精神营养品，更加壮大了自己。从马克思的《资本论》到贝多芬、巴尔扎克、达•芬奇和牛顿，不都是“五四”那个时代舶来的吗？那时，知识分子站在中国文化的前沿从容地对外来文化进行选择，从中挑选经典。但这一次不行了。你学贯中西也没用。由於这次从外部世界一涌而入的是麦当劳、大片、畅销书、排行榜上的金曲、劲歌劲舞、超市、国际名牌、时尚、以及明星大腕满天飞。这些商品性的、快餐式的、粗鄙又新奇的流行文化一下子填满文革后国人空荡荡的精神空间。应该说，当前文化矛盾的本质，不是中外文化的冲突，而是我们原有的文化和商业流行文化的冲突与矛盾。所以，在两会上我曾经做过一个发言，题目是“警惕当前文化的粗鄙化”。所谈的是如何认识商业文化的本质及其负面效应。

　　进一步说，在从计划经济突然转型为商品经济时，我们没有自己的现成的商品文化，所以一定会照搬国外。然而由於语言关系，英语世界的流行文化不会一下子登陆中国，那就要通过周边的、汉字圈的、已有成熟商品文化的地区(港台)与国家(韩日)“转口”而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经一度冒出过自己本土的流行文化的苗头，如西北风。但这只是一种自发而非自觉的文化现象，完全跟不上飞速发展的商品社会对商品文化的需求，那就只好四处伸手。於是，武侠是香港的，歌曲是台湾的，言情是韩国的，漫画是日本的。其结果是“外边的世界多精彩”，这更加深了人们对自己文化传统的漠视。同时商品经济的根本手段是刺激消费，刺激物欲。在物欲的社会中，必然轻视精神。尤其文化遗产是公共的精神性的事物，辄必受到冷落。

　　新的一轮直接对文化遗产构成破坏的是高速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这些情况，大家都已经很清楚。现在可以说，中国的六百多座城市基本一样。残余的历史街区已经支离破碎，有的城市甚至连一点历史踪迹没有留下。我们可以解释为对城市的改造缺乏文化准备；可以解释为老百姓迫切解决实际的生活问题；可以解释为在不可抗拒的政绩压力下不得已而为之。但是究竟在这个世界城市史上绝无仅有的全国性的“造城运动”中，已经将我们的大大小小的城市全部卷土重来一次，抹去历史记忆，彼此克隆，最终像蚂蚁一样彼此相象。同时，堆满了罗马花园、意大利广场、美国小镇、英国郡，大概我们还乐陶陶地以为自己真正实现了“改天换地”吧。是不是应当反问自己一句：我们为什么会这样糟踏自己的家园，自己的遗产与文明？

　　我们的后代将找不到城市的根脉，找不到自我的历史与文化的凭借。当他们知道这是我们的所作所为——是我们亲手把一个个沉甸甸、深厚的城市生命，变成亮闪闪的失忆者，一定会斥骂我们这一代人的无知。

　　(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供稿)